黑发齐肩、粉色套衫、39岁的凤凰(化名)面色红润。10月的阳光细碎地洒在身上,她腹部隆起,5个月的孕身愈发明显。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等待多年的凤凰,松了口气。今年5月,她如愿怀上了二胎。
39岁的凤凰(化名)和丈夫。她曾为全面二孩呼吁多年。她现在怀孕5个月,大女儿11岁(后)。
本期面孔:二胎家庭
黑发齐肩、粉色套衫、39岁的凤凰(化名)面色红润。10月的阳光细碎地洒在身上,她腹部隆起,5个月的孕身愈发明显。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等待多年的凤凰,松了口气。今年5月,她如愿怀上了二胎。
宏大政策下,像凤凰一样已生育或准备生二胎的家庭,有着各自的故事。
39岁的李欣(化名)意外怀孕,医生告知未满42天不能做流产手术。等待的10天中,政策颁布,她留下了孩子。
曾做基层计生工作的周言(化名),改变了独生子女光荣的想法。“一个孩子,长大后背负的家庭重担太大了。”她怀上了二胎。
80后独生子女张青(化名),左手牵着8岁的大宝,右手拉着2岁半的小宝,一家人出行至内蒙古草原吃手抓肉喝奶茶。
二胎打破了计划生育多年来“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模式,与此同时,经济压力、教育资源、高龄备孕、事业发展等问题,成了想要二胎家庭必须衡量与面对的问题。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目前来看,全面二孩放开是从上至下整体生育观念的突破。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的生育理念,过去形成的理念是越少越好,现在很重要的目标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我只想生两个孩子”
凤凰一直梦想要两个孩子。
来自湖南的她已在北京打拼多年,有一个11岁的女儿。
多年前,凤凰在网上看到了失独老人的专题片,哭得止不住。她至今记得,一群老人不敢回家,呆在寺庙里,不再触碰逝去孩子的印迹。
凤凰对剥洋葱说,那个时候,她就坚定了要二胎的想法,“我只想生两个孩子。哪天我和爱人老了走了,留孩子一个人,我们放心不下。”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宣布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次年,“单独二孩”在全国落地。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断层松动了。
“非独”与“单独”概念被明确划分,凤凰和丈夫都是非独,不符合单独政策,凤凰觉得,她的年纪愈加接近生理备孕极限,她为此焦虑,并企盼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松动。
她和qq、微信里认识的“非独”家庭一起,在网上讨论呼吁全面二胎的放开。
2015年10月,凤凰与70后“非独”家庭从山西运城徒步120公里到翼城,表达合法生育二孩的诉求。
黄土丘陵上的翼城,是我国唯一一个特批了30年的“二孩试点”。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中,翼城县人口增长率为2.71%,男性人口占比101.26(以女性100%为单位)。这意味着在这个“晚婚晚育加间隔”推行二孩的小县城里,十年中人口增长远低于全国、山西省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更加协调。翼城在凤凰一行人眼中,具有不一般的象征意义。
大人小孩14人身着统一绿白相间服装,顺着国道纵队而行,
凤凰10岁的女儿跟着徒步,她说,“我想让妈妈给我生个妹妹,一个人太孤单。”
徒步结束时,凤凰哭了。“生或不生二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但我们想要选择自己生或不生的权利。”她说。
“出政策了,我们能留下这个孩子!”
2015年5月底,国家卫计委公布全国“单独二孩”申请数量为145万对。数量低于预先估计,关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讨论不断。
网上出现了众多专家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国家有可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出台新的生育政策。
凤凰所在多个微信群的“非独”家庭也开始企盼着10月底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政策风向。
此时,河北邯郸40岁的李欣意外怀孕了。高龄得子,李欣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丈夫态度很坚决:不要孩子。
当年10月中旬,夫妇二人去当地医院做人工流产。“医生说得满42天才能做,我怀孕时间不够。”李欣带着窃喜,回到了家。
一场拉锯战展开,李欣找了朋友、同学劝说丈夫留下孩子。但丈夫态度坚决。“上班上了20年,为了一个孩子抹杀20年工龄,养老保险也没有了,他觉得不值。”李欣明白,对于下岗后自学考入事业单位的丈夫,工作意味着生计。
李欣从网上看到了凤凰的故事,两个人建立了联系。“我告诉她再等个几天,看看五中全会有没有新政策,如果没有政策,再去流产。”凤凰向剥洋葱回忆。
等待的10天,李欣每天盯着新闻频道。她买了叶酸,每天定量吃。丈夫疑问“你买这个干什么?我都不准备要(孩子),就是陪你等开完会了死心。”
李欣说,“宝宝在我肚子里一天,我就要为他负责。”
2016年10月13日,“80后”张青的家中,她的小儿子2岁半,大儿子8岁。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当晚,电视机前的李欣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打电话给值班的丈夫:“出政策了,我们能留下这个孩子!”
与此同时,凤凰所在的“非独”二胎群,被红包刷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悦着,10月25日至28日之间,群里数位和李欣一样怀孕的人,做了流产。
“等待的日子压力太大了,还好我坚持了下来,不然肠子都要悔青了。”政策出台后,李欣恨不得大声喊出自己怀孕了。她觉得,大龄孕妇,走在阳光下,光明正大的样子特别美。
8个月后,李欣的儿子出生了,粉嫩的小手肉嘟嘟攥着。17岁的大女儿一放学回家,就抱着弟弟不愿放开。
“原来哥哥这么护着弟弟”
李欣期待着儿子长大,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外出郊游。而这样的四口之家生活,住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张青已经过了2年。
“小蜜蜂来了。”
“不是,这是萤火虫。” 2岁半的洋洋抱着平板电脑,和8岁的哥哥聪聪一起看动画片《熊出没》。
茶几被13个玩具模型车占据,冰箱门贴着野生动物的图片,客厅里摆着小车、足球、儿童读物,11件小孩子的衣物占满了晾晒架。这是张青家的日常。
80后的张青和丈夫在北京相识相恋,因符合单独二胎政策,2014年,在第一个儿子6岁时,小儿子洋洋出生了。
从小独生子女长大的张青,觉得一个人成长太过孤单。逢年过节,她和丈夫一起回丈夫黔西南的老家,兄弟姐妹多人,吃饭时全家近30人挤在一起,特别热闹。张青觉得这种对比是自己想要第二个孩子最直接的想法。
小儿子出生后,张青做了近一年的全职太太。
没有工作、没有社交、每天送聪聪去了幼儿园,就要回家照顾洋洋。一年下来,张青得了严重的腱鞘炎,胳膊酸疼。“那时候挺辛苦,经济上老公一个人赚钱,我全职带孩子,工作也辞了,整天都是琐碎的事情。”
两个孩子此起彼伏的叫妈妈,照顾了一个又赶去安抚另一个,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张青已经习以为常。“我心比较大,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孩子大一些就好了。”
最温暖的瞬间,已经融进了日常。现在张青又找到一份工作,每每下班回家,两个孩子就跑到门口迎接她。一个手里拿着水果,一个提着拖鞋。嘴里喊着“妈妈回来了,妈妈辛苦了。”
不久前,亲戚一家来家里做客。玩耍中,亲戚家年龄稍长的孩子眼看着就要和洋洋打起来,聪聪赶忙站了起来护着洋洋“不准打我弟弟!”
“原来哥哥这么护着弟弟。”张青说,兄弟之间的爱,暖了自己的心。
“除了怕一个孩子再像我小时那么孤单,其实也希望兄弟俩能有帮扶,长大后家庭的压力也可以彼此分担。”张青说。
观念的转变
从独生子女政策走向放开二胎,观念的转变悄然上演。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周言和张青、凤凰一样,既见证了三十余年的“只生一个好”,又经历了独生子女政策从牢固至松动。
曾在北京某区基层做计生工作的周言,已怀二胎五个月。一头黑亮的及腰长发,脸上闪着孕期滋养下特有的光泽。
1978年周言出生时,正是人口政策逐步收紧之时。年龄小她1岁4个月的弟弟出生后不久,党中央发表《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从小,周言觉得有个弟弟是件抬不起头的事情。在幼儿园里,她可以得到任何荣誉,唯独上不了独生子女光荣榜。班里是独生子女的小朋友都神气地站起来。老师教唱歌,歌词唱独生子女好。
周言的母亲在工厂上班,曾和同事坐火车到外省追超生孕妇,使孕妇在怀孕6个月后引产。“这在当时是件平常的事,找不到这个孕妇,整个厂子都要受影响。大家都觉得,就是不能生。”
到北京后,周言曾从事某区基层计生工作。开会、走访家庭、填写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资料及上门调查孕妇是否合规,是周言的日常工作。
周言经常给居民办理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1000元奖励,但近年来,为独生子女失能/死亡家庭办的补贴与活动,却逐渐增加。周言所在4000多人口的社区,已有十余户家庭独生子女失能或死亡。
2016年10月15日,凤凰家楼下。她现在怀孕5个月,自己的大女儿11岁(后)。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社区教师楼里的老人前去办理老年卡,颤颤巍巍走到服务站。“办理需要材料多,可交流起来老人已经听不清记不住了。”有时候,周言实在没办法,告诉老人叫自家孩子来办理,“结果老人家和我们说,唯一的孩子不在身边。”
她曾被派去调查社区90岁老人生活状况,发现成员多的家庭照顾方便,子女压力小。但人丁少的家庭,往往面临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分身乏力的状况。
日积月累,周言觉得,一个孩子成长孤独、长大又背负太多。如果再多生一个孩子,是件好事。
工作中,她常和同事一起入户走访新生儿家庭,遇到符合当地政策生了二胎的人家,周言满是羡慕。
如今,周言每个月都在丈夫的陪同下定期去妇幼医院进行产检。早晨6点出门、8点前到医院挂号排队、2个小时后见到医生、领了检查单前去检查各项指标、等着报告单形成、再次排队看医生……产检往往会占据夫妇俩一整天的时间。
“医院那么多人,做什么都要排队等着,我是高龄孕妇,做得检查比一般孕妇多,还是比较辛苦。但是又很开心。”周言对剥洋葱说。
生与不生的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凤凰、周言开始了备孕、怀孕。原先凤凰所在的几个非独微信诉求群已转为备孕群、怀孕群、已生群,大家一起交流科学的孕儿方法。
新的问题也在浮现。家庭经济压力、高龄备孕、女性事业停滞等,成了想要二胎家庭必须面对的问题。
多项数据显示,经济压力成为家庭是否要第二个孩子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网络中不乏网友算起了经济账,仅奶粉、尿不湿、营养品、婴儿用品等花费,城市家庭每月需多支出2000-3000元,而孩子渐渐长大,教育成本更是随之上升。照顾并教育一个孩子已经让不少家庭焦头烂额,金钱与精力的限制让不少家庭望二胎而却步。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实施至今,新生人口增加比例不是很高。2016年平均每月出生人口约129万,相较于2015年减少了9万,若照此趋势,2016年出生人口将少于2015年出生人口。
人口学家易富贤称,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8左右,低于2000年美国的2.67与日本的2.42。“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让年轻人觉得自己生不起孩子。”易富贤解释道,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必须调整整个经济模式,包括分配模式和养老制度,调整城市模式,降低房价,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并增加儿童福利,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
生育二胎,则必须接受现有生活的改变与相应经济代价。“这是每个家庭必须慎重考虑的。”易富贤说。
年轻家庭迫于经济压力不想生,经济能力合适的家庭却受限于年龄生不了。凤凰说,一些70后的高龄产妇,由于生理年龄不适合受孕、备孕并不顺利。看医生时,会得到劝告“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想生?把大的养大就好了。”更有凤凰认识的夫妇,做了7次试管婴儿而不得。
在私企做行政工作的凤凰,明显感觉到怀孕前后领导态度的转变。“公司领导不喜欢女职工生二胎,如果都去生二胎了,他们还敢招女职工吗?”
由于父母公婆年事已高,凤凰要自己照顾新生儿,这意味着在产后的两年内,她都无法完成工作指标考核,也就没有了晋升机会。
一家人在北京生活,压力并不小。每个月凤凰和丈夫都要担负房贷、车贷以及为大女儿就近上学租房的租金。“我也要考虑经济的压力,孩子出生,也是各种花销。”为了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凤凰开始在网络上卖洗发水、洗手液。
登记、发货、打包规整,挺着5个月肚子的凤凰亲力亲为。
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份爱
二胎改变了原本维持多年的三口之家状态。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老大,会认同这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吗?
据报道,曾有80后夫妻上网求助,大儿子不同意要二胎,言称“摔死孩子”,请家庭心理医生辅导仍无转变。
几年前,凤凰就开始了对女儿的引导。“我告诉她,多个弟弟或妹妹,不会分走爸爸妈妈的爱,反而是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份爱。”李欣怀孕后,更是多次与上高中的女儿交流。
在张青家,聪聪和其他二胎家庭里的老大一样,经历了自己曾经的“特权”被分享的过程。张青习惯在晚上,和儿子躺在一起,为他读故事书。洋洋出生后,晚上的时间渐渐分给了小儿子。
“我可以感觉到过渡期时聪聪有些失落,觉得妈妈不再陪他了。但孩子有什么态度,关键在家长的引导。”张青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此后她和丈夫注意照顾聪聪的情绪,让他觉得有了弟弟,爱也不会减少。周末假日时,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游玩。
从照顾第一个孩子到成了二胎妈妈,张青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有了平常心。
大儿子聪聪独自成长的6年中,张青事事小心。才上幼儿园,就为聪聪报了美术、棋艺、英语、跆拳道等课外辅导班。“当时只有一个孩子,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即使有做错的地方也觉得自家孩子才是宝贝。”直到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张青意识到,每个孩子性格不同,各有所长,不该在一个孩子身上倾注所有的重负。她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儿子每一步的成长。
全面二胎放开十个月,在这些普通人的家里,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李欣早产时只有3斤8两的宝宝,已养得白白胖胖。
凤凰开始为肚子里的宝宝张罗购买衣服,收获了群里朋友送来的小床与婴儿推车。
每晚7点,周言都要在丈夫的陪同下出门慢走。家里买了胎心仪,时不时,一家三口听听肚子里生命的律动声。
张青的手机里,存了78个两个孩子一起玩闹的视频,背后的墙上,挂着洋洋出生第一天,聪聪趴在医院婴儿床旁看着弟弟的照片,一大一小,皆是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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