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是什么意思(革故鼎新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摘要： 　　　　　　编者按 　　今晨惊闻桂先生驾鹤西去，悲伤不已，撷先生旧文，以寄哀思。桂诗春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是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主要创始人，在应用语言学、语言...

　　编者按

　　今晨惊闻桂先生驾鹤西去，悲伤不已，撷先生旧文，以寄哀思。桂诗春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是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主要创始人，在应用语言学、语言测试、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学研究方法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随文附上胡壮麟先生撰写的谈桂诗春先生治学之文，沉重悼念桂诗春教授！桂诗春先生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凌晨逝世，享年87岁。

　　桂诗春谈自己的治学之道

　　毕业前填写志愿时,我本首选新华社,因为我梦想能够利用自己的语言(包括汉语和英语)知识和能力当驻外记者,写些新闻和专题报道。走向教师岗位我不无遗憾,但再一细想,在高校任教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我的读书欲，可以跑图书馆,“座拥书城,听雨打芭蕉,”不也是我追求的生活境界吗？

　　我当助教不久,中大就把我作为特殊培养对象,多发了一张特殊的入库借书证给我,准我进入图书馆的珍藏书库。这样我就有了两张借书证,一共可借40本书。在中大15年,我起初从事基础课的教学,教过精读、泛读和写作,后来才教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好几门课程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新课。平心而论,对所教的东西,我本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研究；能够开出这些课,多半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学。记得叶启方教授为中大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他要我协助他改写讲稿的头一部分希腊罗马文学。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所以只能从原著的英译本入手,读Homer 的两大史诗, 读希腊 Aristophanes 的喜剧、Aeschylus, Sophocles 和 Euripides的悲剧, 还读Dante的《神曲》,最终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1970年以后,中大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我又转向搞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也都是自己开书单,一本本读下来,然后开课、写讲稿,走的还是自学为主的故道。我在别的地方已谈过自己为什么转向,限于篇幅,在此集中谈谈我是怎样依靠自学而实现这一转向的。这些个人的局部认识和体验不一定适合每个做学问的人。

　　专注不可少

　　专注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目标培养浓厚的兴趣,充分认识“路漫漫其修远兮”,坚持“上下而求索”。专注的精神就是“发烧友”的精神。我见过种种发烧友,音乐的、画画的、集邮的、电脑的,他们目标不一,但精神却一样：为了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可以不问个人的利益得失、不计较所花的金钱和时间、不在乎上下班和休假与否。当然这种“精神”只是相对而言,不是在任何时间里都那样做,而是该睡觉时睡觉,该吃饭时吃饭；只不过有时也会“废寝忘餐”。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钉子”精神,包含“青山不改”(执着),“绿水长流”(永恒)的意思。其实这种精神源于奋斗目标的高尚与否。有人在发财梦的支持下不断敛财,也是专注,但那是卑下的,丝毫比不上“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那样高尚。

　　在了解到应用语言学学科对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后,我发愿要把这个学科引进中国,并让它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这样的目标很有意义,可以为我的专注“给力”。我不像后来者那么幸福,可以到国外去攻读硕士、博士,或是师从于某位专家学者,取得重要业绩。我国曾在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后,向英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我毕业后被中大外语系推荐为留学候选人,资格评选方式是由系主任戴镏龄老师命题,要我写一篇讨论Robert Tressell的The Ragged Troussered Philanthropists的文章。这部小说很长,有几百页之多,写得有点拖沓,幸亏我早已看过,所以交了一份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谁知当时的教育部执行极左的阶级路线,政治审查下来,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激励,更坚定了我走自学之路。

　　直到1973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团员访英,那时我已迈入不惑之年,而且出访时间只有3周,我带回来一堆英国各学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就凭这些资料,我们在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筹建起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最初我只能开设一门非常笼统的课,浅浅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说不上有什么分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分化,开出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课程,并陆续写了几本关于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教科书。全靠自学和专注精神,我才能逐步掌握这门学科。

　　我第二次(1988)访英是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Lancaster,Edinburgh,Reading几所大学访问。每到一所大学,我首先钻到图书馆里,有目的地寻找关于语言学方法论的书籍,发现这方面的书并不很多。回国后,我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语言学在我国扎根,必须讲究其研究方法,于是我又专注于普及方法论,最终和宁春岩教授一起完成了《语言学方法论》一书。

　　从1978年我在《光明日报》的“教育·科学”副刊上发表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开始一直到2011年我将要在《外国语》上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家的责任和良心”,前后30多年,我在不少场合上都不厌其烦地提到,要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要了解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的规律而不是按长官意志、个人的局部体验或商业化所编造的神奇广告来办事。

　　以革新为道

　　我常爱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话“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来作为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要自强不息,走革故鼎新的道路。革新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信息数量和流量不断增加的信息革命时代,人类知识的老化率也随之增加。从放射性元素、血浆、药物到科学文献都有半衰期(即有一半成分老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在4年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受用终生,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过时和老化。知识经济时代则不然,数据分析显示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3年,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5年,一般技术人员的知识半衰期也只有7年。以平均知识半衰期6年计算,一个大学生毕业时,其4年所学知识可能有30%已经老化。根据Burton和Kebler的老化方程式计算,科学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后5年的知识不更新,他就有一半的知识老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知识的半衰期更是大为缩短,有人认为,一个互联网资源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更有人估计,人一生中用到的知识,只有20%是来自学校,其余80%来自其它渠道,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办法(包括自学和再进修)来更新。这是“以日新为道”的主要理据,也就是庄子所叹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四书－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意。朱熹则有更形象的说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就是不断吸收新知识。

　　这是就人类的整体认知而言的。从个人认知角度看,新与旧的关系却是相对的。自己所不知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而自己所已知的东西,却不一定都是新的。因为未知的东西层出不绝,所以“革新”也带有“更新”的味道,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正如韩愈所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我们只能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从历史的角度看,越是变革的年代,学科之间的联系越密切,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Da Vinci那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后信息)时代也呼唤着跨学科的联系,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会催化别的学科发生变革。比如牛津哲学家Austin对语言行为的研究就触发了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而语言基因FOX2P的发现对了解物种起源、人类进化、语言的产生、语言缺陷治疗、语言教学也会发生重大影响。对猿猴学话的观察和研究会对我们研究人类交际系统(特别是利他性行为和合作性原则)提供许多启发。描述新世纪各学科的相互作用时,不妨引用一句常用的成语,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至于怎样才能走革新的道路,倒是需要多说几句的。(1)革新源于历史发展,新和旧其实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要通过扬弃旧的来发展新的；革新不是漫无目标地标新立异,找一些“噱头”。(2)革新需要实践、观察和深入思考,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研究生培养非常强调创新精神,有的研究生也很想在研究中提出一些新意,但是他们往往抄袭别人的思想,换一个名目或说法,其实只是换了一顶“新”帽子，就说自己有创新了；还有的研究更是只根据一点点局部实验和观察,就着意于提出一个全局性的新模型,甚至说什么多模态(multi-modal)模型。我认为创新不是拍脑袋的遐思,也不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皇帝的新衣”,更不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痴人说梦。(3)要有敏锐的能力。新鲜事物处在萌芽状态时是不容易发现的,所谓“风起于青苹之末”,大思潮往往萌发于不易察觉之处。但是新鲜事物是否真的永远“新鲜”？还仅是昙花一现？这需要审慎的判断能力,是认知科学和管理科学中所谓不确定情况下判断的问题。

　　革新应该深入研究者的骨髓,成为指导研究者终身实践的一盏指路明灯,这便是“以不息为体”的真谛。人类的认知是不会有顶峰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要达到的也许不在于哪个高峰,而在于“攀登”本身。

　　广博与专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做学问可以有先(师)后(生),但是专攻则无先后之分,能者为师；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这些话未触及广博与专攻的关系。

　　广博就是“杂学”。由于种种原因,我从小就养成了爱看杂书的习惯,回粤升学后,我买了一本解放后刚出版的《翻译通报》合订本,看到里面有好几篇翻译界老前辈写的关于“杂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文章,深有同感。我曾做过业余口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痛感知识面的宽窄与翻译水平的高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杂学”这门复杂的学问,尽量多看专业以外的“闲书”。此处不妨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杂学”的作用。

　　1956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当北京杂技团的英语翻译,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国访问演出九个月。在印尼时我陪同团长去参观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展览会,团长被一种手工艺品所吸引,就停下来问它的原料是什么。印尼的主人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印尼语,我无法找出它的英语对应词,只能按发音来说。结果团长反问,这是不是海南岛的什么什么？我既没有去过海南,更不知道那什么什么是否就是印尼的什么什么,当场就卡壳了。

　　文革后,商务印书馆约请广外的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William Manchester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即《光荣与梦想》),我负责翻译第18章《分裂之家》。刚好这一章谈的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生活场景,那时电视剧刚露头角,所以书内谈了不少电视广告和当时生活时尚的东西。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已事隔数十年,对抗美援朝间的美国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不少时尚的东西又往往昙花一现。这一章原作者提供的注释只有4条。经过请教翻译大家王宗炎先生后,我弄懂了不少文中内容,增加了注释57条。但是有一处始终没法弄懂,就是“Outside Detroit the market offered those who had everything solid gold toothpicks, whiskey-flavored toothpaste, and His and Her submarines”这句中的submarines是什么东西？翻遍手头所有的英语词典,我都只能找到“潜艇”一个意义,那么潜艇为何还有男女专用的？而且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我无法解开这个疑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们译成“男用和女用的潜水艇”。直到最近我才偶然从一则外国广告里发现,submarines原来是指一种紧身泳衣或潜水衣,男装和女装不一样,男的只有一条三角裤,女的则是两点装或三点装,并有图说明,而submarine更有可能原是一个商标名。我这才恍然大悟。

　　广博与专攻是互补的,那就是要在广博的基础上专攻,所以胡适有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广博就是拓宽自己的视野,Bacon曾谈到读书对人的塑造的种种好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佐良译)。我从小就爱看杂书,倒不是为了做人,而是无书可读,有书就读,反而受益匪浅。

　　广博和专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打外围战和攻坚战的关系,两者都不可少,但是它们的战术却不同。广博要杂而不乱、粗中有细,特别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里,信息管理成了核心问题,所以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里强调“少就是多”,我们需要的是像英国管家管理一大家子仆役那样有条不紊地管理信息，内外皆心中有数,强调关注关于信息的信息。我的具体做法是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专攻的目标,而把那些支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统计学……)作为外围,每个学科都选读一些有关的基本读物(教科书),每个学科都看几本,有的只看目录(即史树清所说的“书皮学”),有的从头到尾大致翻阅,基本做到凡谈到某学科便知晓有哪些读物可以参阅。专攻要读透其内容,挖地三尺,直至“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必要时要能够做到用汉语转述其内容。对一些学生我就要求他们用汉语写读书报告。用汉语写出来就是强迫学生把书读透，就表示经过咀嚼和消化,学生已经拥有了个人体会；这和在书本上画条横线,做个记号,甚至搬字过纸,很不一样。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习惯泛读杂书,有的书虽然看过两三遍,但很容易跳过一些关键的表达语,不得要领。只有硬着头皮一句一句地用汉语来表达,才能了解到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达到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知与行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知与行的关系已有过许多探讨,我无意在此作哲学遐思,只想谈些自己在自学路上的考虑。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针对我喜欢读杂书却会碰到以下问题而言的：一是书读得多而杂,虽然可以拓宽知识面,但在使用知识时,却又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这说明人类的认知像海洋那样渊博,恰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读书不能漫无边际。二是文科出身的人往往着重形象思维,而忽略理性的、逻辑的思维。但从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角度而言,语言学是文科中最接近数学的一门科学，在我转向语言学的时候,往往会被以前养成的思维方法影响，没能进行最精准的研究。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觉得要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事情都必须亲自经历。例如我从学统计学到教统计学,再到应用统计学,完全是靠自己动手。我国的考试中心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即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有过一次关于考试的等值(equating)问题的学术交流,该中心派了统计部当时的负责人Livingston等人前来讨论。而美国并不了解我国高考的情况,他们要求提供一些信息。可是国内只有我们广东建了一个模型和一套主观题等值的做法,我有一篇英文稿,就先发给他们。在会上他们认可这个模型,我也对这个模型做了一点补充,发言中首先声明我是讨论会中唯一的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人(当时我国考试中心的许多年轻人都是心理统计和教育测量学专业毕业的)。会后Livingston赞许地对我说,“你虽然没有经过训练,可是你是唯一做成功的。”其实我完全是摸索出来的,连很多表达方式用汉语应该怎样说都没有弄清楚,经常担心自己会讲一些外行话。

　　知与行应该是相互补充、互为因果的,不必讲究其先后(如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对我们这些文科出身的人来说,强调“知易行难”,却是有必要的。我们经常关注的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等都强调研究来自实践的行动,而不集中进行思辨性的交锋(虽然它也十分重要)。我们不要做“坐在扶手椅上的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s),要亲自动手做实验,按现代科学研究的精神提出和验证假设。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读多了很容易产生拘泥书本、迷信书本的情况,应该防止。外国人写的东西多半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归纳出来的,虽然可供参考,但往往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所以读时不能全盘接受、一概照搬。这方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首先,读书必须吃透原书的精神,而不能拘泥于片言只语。有很多经典的著作不是读一遍就能完全看懂的,要反复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渊源、成书意图,甚至作者的其他相关著作,才能领悟其精神。其次,对书本既要采取批判的眼光,也要“设身处地”，具备换位思想。例如荷兰人根据他们本国学习者学习英语的情况而总结出来的模型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因为各自的母语和英语的历史渊源不一样。有许多研究既有民族性、本土性的一面,也有国际性、普遍性的一面。必须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我们有时会把外国人设计的实验(包括素材和方法)在中国学习者身上重复,但往往得不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人身上做智力测验，可能因为没有很好地控制实验的内部和外部变量,使得测验结果不一样。

　　“尽信书”仅是做书本的奴隶、教条的信奉者。“无书”并不是无需看书,而是经过多番“寻寻觅觅”,最后才蓦然回首憬悟过来而达到的那种最高境界——顿悟。正如武侠小说所说的“手中有剑、心中无剑”,只有真正把书读透了,才能做到“心中无书”,做书本的主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人生和治学的最高境界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这番心情的真实写照。我并不认为自己已达此境界,充其量算是达到了“图书管理员”水平。作为图书和读者的中介,图书管理员一直在和图书打交道,热爱、收藏、介绍和整理图书,传递着知识和文明,使人类文明的香火得以延绵。能够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一些好书,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我总是在向读者推荐图书的同时也不忘善意地提醒他们：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学会驾驭书本,不要被书本所驾驭！

　　我的教训

　　拉拉杂杂说了上面几条,无非是在自学道路上跌倒而又爬起来的一些体会。在读书方面,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越看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教书越发现我的无知,世界太广博,而个人又太渺小，我只试谈一些个人教训,与青年们共勉。

　　首先,我的理科基础没有打好,特别是数学没有学好,常引为终生憾事。我曾多次想自学高等数学(微积分),终因基础过于薄弱,学了半天仅得皮毛。现代实验科学需要很多统计学知识,我在自学和教授统计学过程中,碰到了统计学中多元分析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需要亲自动手的方面,没有高等数学知识就做不下去。

　　二是未能多学点逻辑学知识。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模态逻辑,都和句法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计算机编程技术的学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逻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我自问这门科学没有学好。

　　三是未能完全掌握一门计算机语言。未来学家Nasbitt所写的《大趋势》说过,“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你必须要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电脑语言。”我最初购买个人电脑时,也曾学过一点Basic语言,并试图编写一些程序,感到获益良多。因为懂得了计算机如何运作,就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惜的是程序语言层出不穷,我终究未能再接再励学些更高级一点的语言,常以为憾。

　　四是年岁越增,越脱离教学实践,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缺乏亲身体会。

我已年逾80,回首前尘,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学术贡献,只能说点读书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和苏轼有同感,“昔之学者,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希望后来者多读书,不管是纸面的,还是电子的。我不相信书中有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但觉孔老夫子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倒是我一生的写照！

　　胡壮麟谈桂诗春的治学之道

就我这一代解放初期培养的外语教学作者而言，我总是把桂诗春先生看做学长、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虽然我们在同一间段上的大学，诗春先生毕竟长我3岁，但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是我的楷模，一生功名成绩斐然。他是我辈中少有几个能与已故王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先生并起并坐者。由时间和篇幅关系，我这里只能就感受较深的点谈谈诗春先生的治学之道。

　　1. 一颗红心，三个突出

我先从高校中常见的提职称谈起。每当校提教授、副教授等职称，我们总会碰到一老大难的问题。有的教师科研很好，教学却太认真负责。据说有个学校有位教师排课时年只肯上精读二，不愿意换新教材或上新课也看不起只会上课而没有科研成果者，认为有搞科研才能成名成家。有的教师只上课，当教书匠，不愿意搞科研，认为搞科研是雕小技，名利思想作怪；还有一些教师不愿意任教学小组长、教研室主任、党团工作、学工作或工会工作，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没有组能力或者表示自己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为此每当提职称时，北京大学反复强调，凡教学科研、行政三方面突出者优先。

现在再来看看诗春先生的人生轨迹。他是一个“三突出”的典范。

诗春先生1955年毕业后，即在中山大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任助教，1960年任师，1979年任副教授。他兢兢业业地讲授各语言课和文学课；改革开放后又培养了数十硕士生和博士生；1993年获广东省“教书育人”南粤优秀教师特等奖、又被国家教委与国家事局授予1993年度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995年在广东省评为南粤杰出教师；1996年荣获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可见诗春先生在教学方无疑是优秀的、突出的。

我们都知道诗春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第三、四届委员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学算机辅助教学委员会会长、广东外语学会会等职。这都是他经过为党为人民服务多年的炼才趋于成熟，走上事业的高峰。例如，早1960—1964年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兼任英语教研室副主任，并于1964—1970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1974—1981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1984—1988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令钦佩的是他能服从学校的工作需要，在广外起教务工作，如1970—1972 年在广州外国学院教务处工作，1972—1974年任广州外语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现诗春先生早就是一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热血青年。这种“党向哪里就走向哪里”，“党要干啥就干啥”的人目标，今天也许有人不那么理解，但我们50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都会同意诗春先生在工作的表现是积极的、突出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诗春先生被国家人事局授予“有突出贡献国级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诗春先一贯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我用“一贯”二字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有3篇文章发表，如“《德赛》主题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61第4期）等。考虑到我国当时正处于狠批白道路和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诗春先生完成3篇大作殊不容易。在进入改革开放的头，诗春先生很快就能看清方向，抓住机遇数十年来完成著作8部，论文数十篇。他在研方面的突出成绩显然也是超凡的、突出的。诗春先生的才识在境外也受到肯定，1988年日本神户女子大学授予名誉人文科学博士；1994年香港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中国访问人奖。诗春先生的突出业绩不仅为广东外语外大学争光，为广东高校的外语界争光，也为国外语界争了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校外语界、我国外语界为出现诗春先生这样位大师而感到荣耀。

　　2.基础扎实，语文并重

诗春先生之所以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如显著的成就，得益于他在求学期间和作为青教员期间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他的成长对我们如何提高自己、何认识和搞好英语专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谈语言和语言学。2010年5月20日诗春先生曾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师生作了个“什么是语言与语言学？”的专题学术讲座诗春先生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指出知科学和物理学、天体物理、分子生物学并当代四大前沿学科；并从信息和语言的角度指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我们也知道，诗春生早在1980年策划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应用语学研究会议，之后倡导了我国心理语言学、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学科的研究。遗憾的是很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些教师把英语语言文学这一专业中的“语言”仅看做是“听说读写”的技能教学，没有充分识到指导“听说读写”教学的理论基础来自语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有人曾经质疑外专业学生学习语言学的必要性，并以外语学不学语言学也可学好语言进行辩解。这样，春先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回答了语言学习和言学理论的重要性。上述怀疑者最好研究一诗春先生如何通过语言学的学习和实践才成大师的。

诗春先生对语言学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学教学的否定。他认为“文学教和语言教学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相通之处。家的作品既是艺术的创作, 也是一篇语言的材。语言学家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分析, 不能开作家的心绪、感受和他所创造的形象。同的, 文艺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分析, 不能离开作家所使用的语言。” “ 文学教学的本问题是使学生认识文学交际手段的性质和法”。鉴于这个原因，话语分析和文体学应是语言学与文学、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的结点。诗春先生认为文学和语言学可分家，并指出当代大学生的文学底子不够实的问题。不是吗？诗春先生的功底之所以实的原因之一源于他的文学修养。

就 英 语 专 业 的 学 生 来 说 ， 诗 春 先 语重心长地提出，“以语言为研究向的同学应该多读些文学的东西，同样的学学的同学也应该掌握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当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或者听读写教学挤了文学教学，使专业英语教学同大学英语教学，或者文学教学挤了语言语言学教学，使专业英语教学脱离了国家和会的需要，削弱了学生实际运用和分析问题能力。

　　3.注重实际，追求创新

以上讨论表明，诗春先生重视理论，特是语言学理论的学习。

值得称道的是诗春先生以敏锐的眼光注许多学科的发展。他总是扮演领跑者的角色不愧为先知先觉者`，对我国外语界的学科研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分析他有关某些学科发的第一篇文章的时间便可知其大概，如：

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现外语》1978年第1期）

应用语言学 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明日报》1978年11月9日）

词汇学 英语某些新词的产生及其社会景（《现代外语》1978年第2期）

心理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语言测试 语言测验的测量和评估（《现英语研究》1981年第1期）

计算机辅助 电脑技术在外语教学和科研中教学 应用（《外国语》1985年第4期）

认知语言学 认知与语言（《外语教学与究》1991第3期）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诗春先生不是为理而理论，为语言学而语言学，他总是从外语学的视角讨论语言学理论的问题。这具体表在他1978年至今的文章中至少有20多篇的内涉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还有许多文章的内容涉及语言测试和计算机料库。又如，他的8部专著和论文集无不与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有关，如《心理语学》，《标化考试——理论、原则与方法》，《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与英语学》，《实验心语言学纲要》《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育出版社），等等。

诗春先生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系呢？我们不妨读一下他对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评述。就应用语言学来说，认为该项研究有广阔天地, 如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汉语的许多变量和参至今还是个空白点；应强调以过程为中心，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各种应用语学课题, 使应用语言学成为文理结合的一个新域。他认为应用语言学的认知基础将会受到一步的重视, 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神经络模型对探索语言使用和学习过程将会有很的启发。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 它的研究成对提高我国语言教学的质量有直接关系, 它将速培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量外语人才。

再具体说，除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外，春先生1982年便是我国教育部“英语水平测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EPT）命题小的负责人，为测量和评估我国学生，特别是遣到说英语国家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英语平，提供了选拔的依据。在EPT 的影响下，家人事部和外国专家局相继出台了“出国人员试”和BFT考试。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为日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积累了经验。

　　4.观点明确，仗理直言

当我们回顾和评估中国外语教育六十年三十年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其实，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理据，起码它告知中国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观点和论。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中，诗春先生的敬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亮出己的观点。他的讨论不是口号式的，而是摆实、讲道理的。

先从中国孩子接受外语教学的起始年限起。受乔姆斯基儿童学习语言的“临界期”理的影响，国内盛行“学英语越早越好”的观点。于是有主张将初中开设外语课改为小学5年开设的，有主张小学3年级开设的，还有小1年级以致在幼儿园开设的，议论纷纷，莫一是。不料，在人们认为本来是一个答案非明确、非常简单的命题，诗春先生能从语言划的高度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提出不同的见，那就是学得早并不总是学得好。在这个础上，诗春先生提出要树立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态度。如，通过对比研究来了解：（1）在相同的件（包括教学资源、培养目标、学习动机等等）下，我国儿童学外语是否优于成人？（2）小学三年级是否为我国教授外语的最年龄？（3）在普通教育里，需要花多少时才能达到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要求？（4）外学习对别的学科的学习有没有影响？（5）提早一个年龄段教外语，我们需要多少教育源的投入？等等。总之，决定学外语的起始间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因此我在参加教育部础教育司和北京市民讲英语的有关活动时经引用桂老的这些观点，希望领导和与会者全考虑所讨论的问题。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几个教学大纲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的，基础教育的，都以时尚的交际教学法为纲。诗春先生敢于指出交教学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他认为 “交际法”教在入门阶段还可以，但到中级、高级阶段效果不那么明显了。“主要原因是这个教法的内涵少。交际不是不需要，但关键是能否达到交际的。当时搞这个教法的人很高兴，看到学生叽呱啦地讲了许多英语就高兴得不得了。学生原不爱讲英语，现在开始开口讲话了。但大家说这有什么意思？满嘴都是错话。他们有借口：他们讲下去，他们慢慢地自己会讲正确的。可一直讲下去就会总说错话，就是‘洋泾浜’语。” 因此对外语专业的学生采用交际法两即可。

80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外语只是具，不是专业”的言论。最典型的是北京大有位少年得志的校领导曾建议取消外语专业。

他的观点对不对？我们不妨从诗春先生对这现象的评论中得到启发。他说：“们往往把社会需要和办教育直接挂钩，把毕生就业情况和办什么专业联系起来。人才的育周期性很长，人才的培养要减少盲目性，须加强科学的预测性，而不是看一、两年需要。”他进一步指出“外语是一门战略性的科，为了和苏联争夺宇航权，上一个世纪的50至60年代，美国的国防教育法案把外语作为防性教育的三门重要学科之一。”后来美国总Eisenhauer专就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发表过国咨文。在一部分领导和教师鼓吹“外语+专业”的道路时，诗春先生冷静地指出“我们容易把业和专业混为一谈。专业是一种学科体系，们国家也制订了学科目录，有一、二、三级科。学科有一支专业队伍支持，有不同层次学位。有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对比之下那些热衷于把高校的英语专业降格为职业学者的思想境界不够开阔。诗春先生还指出：“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有需要，就不问学校次，一窝蜂齐去办, 特别是建立一个专业应经过论证，不能不问条件，否则名不符实，低学校的声誉。”我认为诗春先生在这里吐露真是肺腑之言。外语界需要这样一位看得高看得远的大师！

再来谈谈听说与读写的关系。本世纪初人们对大学英语1999年的教学大纲提出质疑认为该大纲强调读写，不重视听说，是一个大失误，是我国外语教育“费时低效”和“聋哑语”的罪魁祸首。正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春先生挺身而出，说：据我所知，世界英语教育界在100年前就讲“加强听说”,个问题如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我们中国也是此。现在为什么还在谈？就是解决不了，因这是规律。接着，他指出解决问题之所在，就是创造学习和应用外语的环境，没有英语言环境，听说能力很难提高。

诗春先生在退休前后还做了一件功德无之事。若干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整理业目录时，曾试图将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专业取消，合并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样做不能区分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不同需和重点。我们正在焦急万分、束手无策之际是诗春先生不辞劳苦，到处奔走，向领导反情况，最后将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这个科点保留了下来。

诗春先生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映了我国外语教育存在不少误区，其原因在有的领导者没有把外语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待，往往根据一些“常识”来进行决策。这意着对外语教育改革要尊重客观规律，决策要学化、民主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我必须用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来武装我国语教师；另一方面，对外语教育改革要树立期作战的思想；对外语教育科学开展“科普”传活动，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5.老骥伏枥，退而不休

2009年，《中国外语》的编者希望诗春生在纪念她创刊5周年的刊物上写几句话，春先生就Bernard Spolsky《二语习的条件》一书写了“一个大题目”一文，言意赅。他把 Spolsky提出的一个题目：谁在么条件下学习哪种语言，学多少语言？（Who learns how much of what languages under what conditions？）分解为4个问题：（1）什么条件下学外语？（2）学哪一种外语？（3）多少外语？（4）谁在学？这篇短文的亮点于诗春先生告知我们首先“外语教学和治病人、绘制基因谱图、制造火箭、编制计算机序等一样，都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值得我们去进行科学探究，有所发现，有所进。”其次，Spolsky 这本书是他经过20年思的结果，告示我们外语教学中的问题不能急近利，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诗春先生的这些思想在他最新表的“应用语言学思想：缘起、变化和发展”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诗春先生在1980年就组织召开全国应用语言学会议，今已30年，显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变化和展”。为此，诗春先生为我们梳理了1964年以应用语言学（AL）如何从外语教学和自动翻两个小组发展到今天相对稳定的25个科学委会。对于这一“不断延伸”的过程，诗春先生给我们精湛的回答，那就是除了现实的需要外,“和语言的本质分不开：语言是人类的属性之一,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从不的角度去看语言。” 他用 Cook Seidlhofer的话解释说：“它可以是因遗传、数学模型、社会事实、个人认同的达、文化认同的表达、会话交往的结果、会符号系统、本族语者的自觉、验证数据总和、记忆块件的集合、受规则支配的离集合系统、或是分布式网络中的电子集合”。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已经谈到的情足以说明诗春先生宝刀未老，虽已八十高龄还在看书，活到老，学到老；也告诉我们，还在思考，还在关注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在寻找和回答人类赖以生存的语言问题。这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人们也许会发问，你自己的年龄也不了，身体也不好，老远跑广州干什么？我的答是，向诗春先生学习，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春先生的治学精神，更多地了解他的学术想。祝诗春先生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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