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腋之患(肘腋之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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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重塑中国

总第908期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遭到了中国守军29军的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29军奋起抵抗，自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时至而今，卢沟桥事变已过去80年，那场由宛平枪声引发的全民族抗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3500万军民的牺牲以及超过6500亿美元经济损失的惨痛代价，同时，也为长久以来，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中国赢取了战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全民族抗战重塑了中国意识与中国力量，抗战的牺牲与胜利，奠定了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位置。我们回顾那场战争，一方面居安思危，打捞历史记忆，一方面从复盘战争的路径中，寻找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最后的选择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来到北京城，准备来年的考试。当时的他踌躇满志，作《入都》诗10首以述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在当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老大帝国被万里之外的西夷击败，不过，尚未开眼看世界的青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的述怀和过往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卢沟晓月”仍是旧式文人的审美情趣，朝廷仍旧是世界和生活的中心，建业封侯仍旧是时代青年最大的野望。

然而世界正在飞速变革，当时的中国——这部老旧的机器，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种种发展要求，国力不断衰退，战争不断失败，就连身边的一些小国，也开始对老大帝国展露野心。

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当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内乱，一场改革正从各个层面改造着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变革的速度远比中国迅猛，1872年，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便建成通车。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则直到1876年才建成通车，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则要到1909年才建成。

在近代化之路上狂奔的日本开始了扩张侵略的步伐。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拥有东亚最强海军的清帝国惨败，当时已是朝廷重臣、洋务派代表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

清政府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此后，日俄战争的又一次胜利，让日本真正步入列强行列。战争的失利也催生了清廷的自救运动，然而之后的“百日维新”以及“立宪运动”的失败，让中国最终进入了一个不可选择的选择：革命。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中，战争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大主题。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第二次北伐战争……1928年，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后，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终于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此之前，为了阻挡中国统一，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不断的军事、外交胜利让整个日本都蒙上了一层狂热色彩，日本军方越来越不受控制，越来越热衷于“赌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自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虽有其偶然性，但在历史的链条中，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甲午之战是中日对决的近代前奏，“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七七事变”所引发的全民族抗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最后的选择。宛平的枪声可能是一个偶然，中日矛盾的总爆发是一个必然，中国已经退无可退，正在觉醒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不允许中国像几百年前那样，再一次丢掉“燕云十六州”。

从1840—1937，这场选择经过了近一百年的漫长时间，中华民族的不断退让和失败终于到了一个退无可退、败无可败的境地，中国人民以绝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用简陋的武器、原始的动员能力，去反抗一个完成工业化的野蛮国家，奏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场战争，对决双方力量悬殊。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

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年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然而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和延安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七七事变”，是中国民族危机的顶点，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更值得回味的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构，中国知识人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实际上都得益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最不可思议处。

1939年，在战事最为艰难的日子里，远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钱穆用13个月完成了《国史大纲》。之所以急切成书，是因为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其胜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在该书里，钱穆梳理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以极大的历史温情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当时困扰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场武装力量对比悬殊、看似遥遥无期的抗日战争，中国究竟凭借什么可以取得最终胜利？

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如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战后体系的“遗产”。同时，中国也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学者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福斯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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